1.政策暖风频吹，农业扬帆起航
1.1. 粮食安全，重中之重
农业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不像军工、机械、电子等行业生产的是航母、 芯片等?国之重器?，不如医药、化工、互联网等行业?专精特新?，也没有茅台五 粮液、格力美的、泡泡玛特等广为人知的明星品牌。农业作为最为传统的产业，生 产的主要也是大众日常消费的粮食、肉类等农副产品，其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往 往被低估。纵观全球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发现拥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国家，其国 力也基本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尤其在古代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我国古人凭借领 先的农耕技术，始终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到了唐代更是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盛况。 虽然，随着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升，粮食已不像过去那么匮乏，但是诸如美国、 前苏联等所谓超级大国也全都是农业强国。由于粮食安全在应对自然灾害、战争等 突发事件时至关重要，因此大国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正因为农业的基础保障作用， 我们认为农业是一个大国的根基所在。
粮食安全再次被提到战略高度。近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将目光锁定粮 食安全，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 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在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等影 响下，国际粮食供应链受到冲击，粮食进口的稳定性也面临挑战。粮食安全作为社 会稳定的压舱石，再次被提到了突出的位臵。
粮食安全总体有保障，但结构问题依然突出。2021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657 亿斤， 比上年增加 267 亿斤，增长 2.0%，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 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484 公斤，远高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 标准线。尽管短期来看，我国口粮库存充足，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 出的 17%-18%的水平，其中小麦的库存更是足够全国 1 年的消费量。但从结构上来 看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大豆、油菜籽等油料库存略显单薄，大豆、食糖对于进口 依赖度较高。
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存在品质错配。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提升也带 来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包括对于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比例明显增加。但农产品供给端 则未能跟上消费端的需求变化，生产的农产品品质普遍还停留在中低水平。尽管我 国小麦和稻谷库存偏高，但库存以中筋小麦和籼稻为主，强筋小麦、弱筋小麦和泰 国香米等细分产品仍需要大量进口。
1.2. 共同富裕是根本任务
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农民增收刻不容缓。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50979 万人，占 36.11%。而 2020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 为 17131 元/年，远低于城镇居民的 43834 元/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巨大。如果无 法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就根本谈不上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具体实施有望落地。《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 —2025 年)》已于今年发布，可以为我国之后的共同富裕改革探索提供优质范本。 共同富裕行动纲要预计也将于 2022 年正式发布，这将推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有助于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切实逐步 提高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
1.3. 乡村振兴才能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 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2022 年乡村振兴政策工作有望加速推进。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推动乡村振兴的相 关政策更加密集发布，并且首次将乡村振兴纳入法律范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了法律保障。
2.种植链关键词：政策
2.1. 农业高质量发展，种子是重要支撑
农民收入增长依赖亩产提升。农产品销售收入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 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农产品价格或是增加耕地单产。而农产品 事关民生，短期内大幅涨价将带来通货膨胀等诸多次生问题，因此最为可行的农民 增收方式还是提升亩产，而这需要通过育种技术的进步来实现。
我国种业尚处于育种 2.0 至 3.0 时代之间。无论何种方式，育种的目的都是通过不 同的技术手段，将各种有利的基因不断聚集到一个品种中，使其获得更好的综合性 状。种业发展一般分为 4 个阶段，即驯化选择 1.0 时代、常规育种 2.0 时代、分子 育种 3.0 时代和智能育种 4.0 时代。我国仍处在以杂交选育和分子技术辅助选择为 主的 2.0 时代至 3.0 时代之间。而一些发达国家，种业已进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 +大数据信息技术’的 4.0 时代。
依赖表型选择，常规育种效率颇低。常规育种根据繁殖过程中发生变异的成因，可 分为自然变异选择育种、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等，它们都需要通过植株的表现型间 接地对基因型进行选择。受环境条件、基因间相互作用、基因型与环境间相互作用 等多种因素影响，表型选择的效率十分低下。培育出一个优良品种往往要花费 7-10 年时间，导致传统育种发展进度缓慢。
分子育种通过基因型选择大大提升选择准确性。分子育种是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 于育种中，在分子水平上进行育种，可以分为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转基因育种。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利用分子标记与决定目标性状基因紧密连锁的特点，通过检测分 子标记，即可检测到目的基因的存在，达到选择目标性状的目的，并不涉及基因调 控或编辑。过去 20 多年来，分子标记技术以及 QTL（数量性状基因座）定位方法 的快速发展，为复杂数量性状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借助于覆盖全基因组的 分子标记连锁图，利用合适的分离群体，已经定位了大量影响产量、农艺、品质、 生物和非生物抗性等性状的 QTL 和基因，这些都为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发展提供了 依据。分子标记是以 DNA 多态性为基础，因而具有以下优点：1）直接检测 DNA 水平的差异，不受环境条件、基因互作影响；2）无需等待性状表达，可以在早期 对幼苗（甚至是种子）进行检测，大大缩短育种周期；3）表型很难区分复等位基 因，而基因型则可以区分；4）育种目标性状往往有多个，可同时对多个基因进行 选择，满足综合性状要求；5）共显性标记可鉴别纯合体和杂合体；6）可将连锁累 赘减轻到较小的程度。
转基因育种可直接导入外源性基因。虽然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避免了选种的盲目 性和不可预测性，从而大大提高了基因选择的准确性和育种效率。但由于受到种间 生殖隔离限制，不同物种间的优良基因还是无法加以利用。而转基因育种所利用基 因资源不受物种的限制，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方式将带有功能性状的基因转入到目标 生物体中，使受体生物在原有遗传特性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特性。与传统育种方式 相比，转基因育种具有准确、直接、高效的特点。（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2.2. 我国种业大而不强
我国种业市场规模大、但增长慢。我国是人口大国，自然也是农业大国，种业市场 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2020 年我国种业市场规模达 552 亿元，但整体增 长缓慢，过去 5 年 CAGR 仅为 2.3%。我们认为限制我国种业发展的两大核心问题 ——一是种质资源的缺乏，使得品种更新迭代难度大；二是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不足，导致具有核心育种能力的龙头企业研发动力不足。
第七代玉米种子陷入难产。以最具代表性的杂交玉米种子为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玉米消费国，并且拥有全球最大的玉米种植面积，但平均单产仅为美国的一半。我 国玉米育种行业共经历了六次品种变革，以新单 1 号、白单 1 号、白单 2 号、白 单 4 号、吉单 101 等为代表的第一代首次将单交种用于农业生产；以中单 2 号、 郑单 2 号、丹玉 6 号等为代表的的第二代种子实现了高产、多抗、广适性三大育 种目标的统一；以丹玉 13、烟单 14、掖单 2 号、四单 8 号等为代表的的第三代种 子将高产、多抗、广适性有机结合，综合性状表现优秀；以掖单 13、掖单 12 号等 为代表的第四代种子实现了紧凑型和大穗型的结合，大幅提高了玉米单产；
以农大 108、豫 22、鲁单 50 等为代表的第 5 代种子，拥有很强的广适性和高抗性，推广 范围明显扩大；以郑单 958 为代表的第六代玉米种子则开创了我国玉米密植的先河； 而先玉 335 主要是推广了单粒播种技术，并不能算得上一次完整的种子迭代，只能 算作六代半种子。过去我国玉米种子大约 5-6 年左右就要更新一代品种，这样不仅 种植风险小，而且有利于快速提高单产水平。不过，近年来玉米种子的研发进度明显放缓，甚至出现停滞。第六代玉米种子郑单 958 国审于 2000 年，成为最大种植 面积品种也已经有十七年之久；同样，六代半的先玉 335 国审于 2004 年，大面积 推广也超过了十二年。六代和六代半种子实际早已进入衰退期，种植面积也从 2013 年起便开始逐渐减少，但目前真正的第七代种子仍未能推向市场。
种植资源扩展缓慢，限制品种升级换代。20 世纪 70~80 年代玉米杂交育种的亲本主 要来源于农家品种中选育的一环系，如旅 28、获白、塘四平头等；从美国直接引入 的自交系，如 Mo17、C103、Oh43 等；还有从单交种中选育的二环系，如自 330、 吉 63 等。种质资源主要集中在获白、旅大红骨、塘四平头、兰卡斯特、金皇后等。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一环系和引入系逐渐减少，国内自选二环系逐渐增加， 形成了以自 330、Mo17 和黄早四等少数骨干系为亲本的育种体系。
该时期金皇后和 获白系统逐渐被淘汰，瑞得黄马牙使用的比例逐步增大，形成了塘四平头、旅大红 骨、兰卡斯特、瑞德黄马牙的主导格局。20 世纪 90 年代后，玉米种质扩增、改良 与创新工作受到重视，从外来群体中陆续选育出了一批新的优良自交系和杂交种， 利用热带、亚热带种质导入我国温带种质育成的新自交系开始用于生产，进一步拓 宽了育种种质的遗传基础。最终形成了目前 Mo17、黄早四、自 330、E28、掖 478、 丹 340、郑 58、昌 7-2 和 PH6WC 共 9 个骨干系为主体的格局。可见，玉米种子每 一次的更新换代背后都是种质资源丰富的结果。而当前种质资源已经十多年未得到 根本性的增加，导致育种过程的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
政策加码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政府主管部门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我国种业发展的症 结所在。2021 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加快第三次 农作物种质资源、畜禽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 质资源库建设?。2021 年 7 月 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方案》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 控。重点从产出率、优质率、多样性三个指标提升我国种业发展水平，并提出实施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等五大行动。
2.3. 种质资源缺乏问题有望得到破解
种质资源是种业的核心资源。种质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能通过 生殖细胞一代一代地传递。种质资源越丰富，育种时选择面就越宽，就越容易选育 出突破性品种；反之选材面窄，近亲繁育，就难以育出优质品种。跨国公司已基本 完成全球种质资源收集、整理，并根据目标市场农业产业化需求，完成或正在进行 多轮次的不断改良。为了维护竞争中的有利地位，跨国公司还不断强化对种质资源 的知识产权保护。其中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大豆，作为我国的原产物种，大豆被国 外研究并注册多个专利，导致如今国内依然在大豆育种上很被动。
相比于转基因技术，种质资源才是卡脖子的关键。不同于市场普遍认为是由于育种 技术落后导致我国种业发展迟缓，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优质种质资源。 在生物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现代 种业发展的基础。种质资源收集、创新、应用和管理是种业科研活动的核心，离开 它，现代种业就是无源之水。而大量的功能明确、具有实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 关键基因被国外企业掌握，导致我国在育种过程中受制于人，而这也是中国种业?卡 脖子?的关键点之一。
全球各国一直都十分重视种质资源保护。野生生物种质资源长期生存在野生环境中， 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够，绝大部分的价值尚未被人类发现，而其中可能蕴藏着栽培作 物和家养动物人工选择过程中丢失的优异性状。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建成的近 1750 个种子库中，保存了超过 600 万份种质资源。其中，美国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 （National Plant Germplasm System）保存了 16162 种约 60 万份农作物和野生植物的 种子。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千年种子库（Millennium Seed Bank）已在全球范围 内收集 39681 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是全球保存物种数量最多的野生植物种子库，并 且牵头开展全球农作物野生近缘种的收集保存。
我国种质资源收集工作已初见成效。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对于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工作逐渐重视，成立了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席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 会，并且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在国家 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种植资源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我国长期保存种质 资源已达 52 万份，居世界第二位。种质资源供需矛盾有效缓解，基本实现了有种 可供，目前年分发 11 万份次，比 2001 年提高了 17 倍，保存资源利用率达到了 51%。
十四五期间种质资源利用有望加速。随着种子库的基本建立，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 是种质资源的鉴定，从而挖掘出种质资源中功能明确、具有实用价值的基因。这个 过程工作量十分巨大，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目前，我国存入库（圃）种质 资源只有不到10%进行了初步精准鉴定。十四五期间，为加强种质资源的有效利用， 将为已入库的 52 万份资源构建?分子身份证?，?精选?5.2 万份进行精准鉴定后， 再筛选出 2200 份以上最有利用价值种质进行功能标记。这将为我国种企的育种工 作提供更加充足的弹药，从而孕育出新一代的优质品种。
2.4. 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激发企业育种动力
育种投入巨大，商业化体系亟待建立。育种投入往往以亿元为单位，花费十几年甚 至几十年都很正常。现代种业，越来越呈现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特征。在种业先进国 家都是种业公司组织实施，形成了成熟的商业育种体系。而国内育种体系长久以来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商业化育种有明确的市场化导向，更容易产生突破性新品 种，因此应加快建设商业育种体系，培育一批有核心育种能力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品种审定门槛降低令种子行业竞争恶化。2017 年以来，国家和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 陆续修改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降低了审定准入门槛，导致近年来审定品种 数量激增。2020 年，玉米审定品种达到 2827 个，较 2016 年增长 415%；水稻审定 品种 1914 个，较 2016 年增长 281%。事实上，我国 80%以上的种子企业没有育种 能力或育种技术落后，很多所谓审定品种都是在原有品种上做一两个性状的改变， 重复率高、同质化严重。更为严重的是，过多的品种在市场上销售令市场竞争格局 恶化，品种同质化、仿冒、套牌等问题较为严重，侵权行为易发多发。
种子价格走低不利于种业科技进步。商业化育种属于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风 险高的行业。需经过种源收集、种质鉴定、亲本选择、杂交组配等多个步骤后，再 通过品种比较试验、区域试验、生产试验，才能获得品种审定进而开始商品化推广。 按照目前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整个过程需要 7-10 年左右时间，且研发投入至少数 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所获得的品种能否打开市场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市场 竞争恶化、种子价格走低，无疑会严重打击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阻碍种业科技进 步。
多措并举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此前种业市场存在的问题，今年开始 陆续出台政策和法条保护种子企业的知识产权。除了加强对违法侵权行为的整治、 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提高侵权行为的违法成本、降低知识产权拥有者举证难度 等措施外，也重新修改了水稻和玉米品种的审定标准，将稻、玉米审定品种与已审 定品种 DNA 指纹检测差异位点数由 2 个分别提高至 3 个、4 个，并提高了品种产量 和性状要求。多重举措下，我国种子市场经营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21 年至今审定 品种数量大幅减少，提振了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业的信心。
2.5. 把握中国种企全球化历史性机遇
农业生产水平反映综合国力。不同于普遍认知——粮食生产主要受自然地理环境影 响，我们发现综合国力强的国家，其粮食单产水平明显高于自然条件更好的国家。 例如，2018 年，我国的粮食单产为 6081.4 千克/公顷，美国高达 8691.6 千克/公顷， 而拥有广袤平原和充足光照的巴西仅为 4805.8 千克/公顷。事实上，农业生产水平 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反映了其对于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
中资频繁参与全球种业并购。近年来，中资企业在国际种业并购市场动作频繁。2014 年，中粮集团收购尼德拉农业 51%股权，随后又完成收购全部剩余股权，开启国内 企业并购海外优质种企的先河；2016 年，中化集团豪掷 430 亿美元全资收购瑞士农 化巨头先正达，改写世界种业版图；2017 年，隆平高科携手中信农业基金完成对陶 氏益农巴西特定玉米种子业务的收购。
全球竞争需要整合国内资源。通过收购国外优质种业企业，可以快速获得先进的育 种技术和全球销售网络。但如果要保持长期竞争力，我国种子企业还需要拥有自主 研发能力。而育种是一项长期工作，对于企业研发投入要求较高，只有企业具有一 定规模后，育种才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纵观全球种业市场，无论是陶氏益农与 杜邦先锋的合并（现陶氏杜邦拆分后的农化业务由科迪华继承），还是拜耳收购孟 山都，都是强强联合的结果。当前全球种子市场已形成拜耳、科迪华和先正达三足鼎立的格局，三者占据全球近一半市场份额。而我国种业市场我国却业极度分散， 龙头隆平高科的市占率也仅有 4%，CR5 仅为 12%。过度分散的市场格局导致中国 本土种子企业在全球种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种子市场关乎粮食战略资源。占据了农化和种子市场就等于掌控了全球粮食产业链， 而粮食资源是与石油、矿产等一样重要的战略储备资源之一。全球三大种业巨头背 后也有着当今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政体支持——美国（科迪华）、中国（先正 达）和欧盟（拜耳）。相对而言，先正达产业布局更为完整，在农药、化肥等农化 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种子领域仍落后于另外两大巨头。为了能更好地应对全球竞 争，我们认为行业亟待建立国家级平台，以整合国内种业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2.6. 打开消费出路，才能不违背增产初衷
工业竞争优势可弥补农业成本劣势。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本身属于刚性消费， 其消费量较为稳定。如果产量大幅上升，势必造成国内粮价走低，这反而会减少农 民收入，不符合国家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政策初衷。若要在提升我国农业生产水 平的同时，不降低国内粮食价格，最理想的途径便是增加农产品出口。考虑到我国耕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我们认为即便我国农产品单产提升至国际领先水平，颇高 的土地成本依然会使得我国粮食价格不具备出口竞争力。但我国凭借优质的劳动力 优势，工业生产端拥有绝对竞争力，基础农产品经过深加工后的产品，如代糖、氨 基酸、饲用金霉素等领域国内企业在全球市场都占据较大市场份额。
工业消费可解决农产品供给过剩问题。以玉米收储改革为例，2015 年之前我国玉米 产量连年增长，玉米库存大量累积，至 16/17 年度我国玉米库存已多达 2.59 亿吨， 库存消费比更是一度高达 119%。从 2016 年起，国家启动玉米收储改革，取消临时 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新机制。经过 5 年时间库存去化，20/21 年度我 国玉米库存为 1.12 亿吨，库存消费比降至 37%，基本回到正常水平。在去库存过程 中，除了饲用消费由 14/15 年度的 1.13 亿吨增加至 19/20 年度的 1.74 亿吨外，工业 消费也由 14/15 年度的 5257 万吨大幅增长至 19/20 年度的 8200 万吨，对玉米去库 存贡献颇多。
转基因大豆、玉米有望率先商业化。我国种植的大豆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更适合 用来加工成豆制品。但国产大豆出油率一般仅为 16.5%，而转基因大豆出油率可达 20%-21%。因此，我国每年都进口大量转基因大豆用于榨油。目前转基因大豆只允许压榨成大豆油和豆粕产品被人们直接或者间接食用，不允许在市场上直接售卖也 不允许被做成豆浆或者豆腐。若国内转基因大豆允许商业化种植，通过导入高出油 率基因，无疑将大大降低我国对于进口大豆的依赖。而玉米下游消费以饲用和工业 为主，食用消费占比仅 5%。转基因玉米种植后可以参照大豆模式，允许用作生产 饲料或深加工产品，不允许直接销售或粗加工后作为食品销售。并且玉米单产提升 后，增加的产量也可以通过工业消费进行消化。
口粮品种转基因意义不大。水稻和小麦消费则主要以食用为主，加工方式也基本是 粗加工，加工产品出口难度较大。并且国内水稻和小麦供给相对充沛，单产也处于 全球领先地位，转基因技术对于这两个品种生产效率提升帮助有限。我们认为对于 水稻和小麦育种方向应该更偏向于品质提升，以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
3.养殖链关键词：去产能
3.1. 本轮猪周期回溯
产能骤减令母猪存栏结构巨变。2018 年年中爆发的非洲猪瘟，令我国生猪养殖行业 经历了一场浩劫，大量生猪和母猪感染死亡或直接被扑杀。随着非洲猪瘟疫情趋于 平稳，2019 年 7 月起养殖户开始大规模补栏。但由于各代次种猪均极为紧缺，养殖 户只能通过回交二元母猪、三元母猪等多种非正常方式进行补栏。而受到新冠疫情 等因素影响，直至 2020 年，进口种猪数量才开始激增，曾祖代存栏方得以有效补 充。
供需两端均受冲击，生猪价格剧烈波动。由于不同母猪的产能释放节奏不同，导致 生猪供给波动较大。而除了生猪供给的变化外，猪肉消费端也因新冠疫情影响出现 反复。供需两端的剧烈变化，使得 2020 年起生猪价格犹如经历过山车一般暴涨暴跌。 我们通过回溯测试比较证实，生猪价格拐点与我们推算的扩繁周期基本一致。
三元母猪淘汰，抑制猪价涨势。2019 年 10 月，三元母猪达到配种条件。但由于三 元母猪繁殖性能不佳，大量三元母猪存在发情困难的情况，这类母猪只能淘汰。短 期内数量庞大的淘汰母猪（预计总量约数百万头）使得猪肉供给大幅增加，猪价暴 涨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新冠疫情爆发，猪肉需求骤减。2020 年 1 月，新冠疫情爆发，多地实行封控管理， 群众停工停学、居家办公，外出明显减少，餐饮和日常猪肉消费均受到重创。在此 背景下，尽管生猪供给并未得到有效恢复，但需求端的骤减使得猪价也开始走低。 复工复产，猪价反弹。2020 年 6 月，经过多个月的严防把控，新冠疫情得到了基本 控制，企业开始陆续复工复产，猪肉需求明显回升。而此时生猪供给缺口依然存在， 猪价出现大幅反弹。
三元母猪产能释放，猪价应声回落。根据我们预测的时间轴推断，三元母猪所产商 品猪最早于 2020 年 8 月出栏。伴随这批商品猪出栏，生猪供需矛盾相对缓和，猪价 也自 9 月初开始回落。 消费旺季来临、非瘟疫情反复，猪价最后抗争。进入 2020 年 12 月，猪肉消费迎来 传统消费旺季。与此同时，非洲猪瘟再次死灰复燃，多地相继爆发疫情，多省出台 猪肉跨省禁运政策，导致猪肉供需矛盾加剧。在猪肉价格大涨推动下，生猪价格也 顺势跟涨。（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回交二元母猪产能释放，生猪供需出现反转。而随着回交二元母猪所产的商品猪于 2021 年 1 月起陆续出栏，生猪供给明显增加。加之，在宏观经济疲弱以及新冠疫情 影响下，猪肉需求也明显减少。生猪供需彻底反转，猪价正式进入下跌通道。
猪肉收储提振市场信心，但对改善供需帮助有限。2021 年 6 月末，经历多个月连续 下跌，猪价已进入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6 月 28 日，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发文 称，中央和地方将启动猪肉储备收储工作。7 月进行了第一轮的 3 批次储备肉收储 工作，共计收储 5.3 万吨猪肉。在此利好下，猪价强劲反弹，涨幅一度高达 27%。 但 5.3 万吨猪肉收储量相对于全年约 5000 万吨的猪肉消费而言，体量规模并不足以 改变供需格局。随着第一轮收储工作结束，7 月末起猪价再次陷入泥沼。
边际成本支撑，猪价触底反弹场。不同于市场主流的观点，我们认为猪价的成本支 撑主要来自边际成本，而非完全成本。对于养殖户而言，前期仔猪购买成本、固定 资产折旧、疫苗药物费用、甚至包括人工成本（因雇工工资不会因养殖数量减少而 同比例减少）都属于沉没成本，并不会影响其抛售生猪与否的决策。而边际成本主 要考虑的就是饲料成本，其他如水电等费用占比极小。生猪料肉比会随日龄增长而 不断提升，到达出栏阶段料肉比普遍超过 3，即生猪体重每增加 1 公斤需要饲喂 3 公斤饲料。
如果当前 1 公斤生猪价格低于 3 公斤饲料成本，养殖户的理性选择就应 是停止育肥直接抛售。这就会导致生猪出栏体重低于标准，相当于减少了未来一段 时间内的猪肉供给，因而会对猪价形成较强支撑。当猪价于2021年10月初触及10.50 元/公斤的边际成本线后，猪价如期出现强劲反弹。此后第二轮猪肉收储启动进一步 提振了市场信心，导致当前猪价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都超出市场预期。
3.2. 2022 年生猪价格展望
猪肉供给恢复，新冠疫情影响消费。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收入水 平不断提升、脱贫工作圆满完成，猪肉已经成为群众日常普遍都消费得起的食材。 2015 年起，国内猪肉消费量停止了快速增长，开始逐渐趋于稳定。而非洲猪瘟疫情 导致供给大幅减少，2019-20 年的猪肉消费也受到较大影响。加之新冠疫情下，外 出就餐、商务宴请明显减少，令猪肉消费进一步下滑。我们预计 2022 年生猪供给增 加将使得需求逐步恢复，但新冠疫情持续或令猪肉需求较正常年份下滑 5%，全年 均衡需求量约为 5300 万吨。
猪价大幅下跌，猪肉进口料回归常态。供给方面，非洲猪瘟下国内猪价高企，国内 外的巨大价差推动猪肉进口暴涨，2020 年猪肉进口量达到 439 万吨，2021 年前 10 月也已进口 334 万吨。但鉴于目前国内猪肉价格已大幅下跌，2022 年进口量预计将 回到正常年份的 100 余万吨水平。综合考虑，2022 年国内猪肉产量的供需平衡点约 为 5200 万吨。
胴体重维持稳定，均衡出栏 6.67 亿头。过去几年，在屠宰技术提升和平均出栏体重 增加推动下，生猪屠宰后平均酮体重稳步增长，2020 年达到 78.04 公斤/头。我们预 计由于猪肉价格下跌，2022 年生猪出栏体重或有所下降，但基本可与屠宰效率提升 抵消，平均胴体重预计仍为 78 公斤/头。为满足 5200 万吨的猪肉产量，需要屠宰 6.67 亿头生猪。
三元母猪淘汰、叠加死淘率降低，MSY 或大幅提升。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2018 年下半年起生猪死淘率明显上升。加之，三元母猪生产效率较二元母猪低 30%左右， 过去 2 年能繁母猪整体 MSY 出现明显下滑。随着非洲猪瘟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以及 三元母猪陆续淘汰，我们预计 2022 年能繁母猪整体 MSY 将提升至 18 以上。为实 现 6.67 亿头生猪出栏，均衡的能繁母猪存栏约为 3700 万头。
母猪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效果不明显。巨大的供给缺口导致 2019-20 年猪价持续 高企，高猪价也刺激了补栏热情，能繁母猪存栏量从 2019 年 9 月起连续增长。2021 年 10 月，能繁母猪存栏高达 4348 万头，明显多于我们估算的 3700 万头均衡数量。 尽管从 2021 年 7 月起能繁母猪存栏就开始下降，但由于存栏结构优化带来的效率提 升以及生猪死淘率下降，存栏下降带来的去产能效果也被很大程度抵消。
2022 年猪价磨底，全年弱 V 反弹。我们假设三元母猪 MSY 为 13，二元母猪和回交 二元母猪 MSY 均为 19，以此推算整体生猪出栏能力。我们预计 2022 年上半年生猪 出栏量仍会维持增长趋势，尤其 3 月首批非洲猪瘟后曾祖代扩繁所产的商品猪出栏 会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而到了 2022 年下半年，母猪去产能的边际改善效果开始逐 步体现，猪价预计将出现反弹。但当前去产能节奏较为缓慢，预计 20202 年生猪养 殖行业依然供过于求，猪价突破 20 元/公斤的可能性较为有限。
生猪养殖亏损程度空前，警惕破产出清风险。自繁自养模式从 2021 年 6 月开始出 现亏损，我们预估万头猪场目前累计最大亏损额约350 万元；而外购仔猪模式从2021 年 2 月起就发生亏损，万头猪场目前累计最大亏损额或已高达 1345 万元。新建的万 头猪场流动资金一般仅 300 万元左右，若非前期养殖利润异常丰厚，多数养殖场已 面临破产窘境。而当前生猪养殖行业现金流情况差异悬殊，外购仔猪的养殖场、尤 其是过去 2 年大规模新增育肥产能而自身没有完备的育种体系的养殖场面临着巨大 的资金压力。若猪价如我们预期 2022 年维持低位，一旦外部融资渠道受阻，不排除 行业出现大面积破产出清的可能。
3.3. 养殖后周期整体承压，看好水产细分市场
受困产品同质化，后周期难有作为。作为养殖后周期的两大行业——饲料和动保， 目前最大的困局是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养殖产业链的议价权始终掌握在养殖端。 尽管生猪存栏明显增加，但由于养殖行业巨额亏损，势必通过对饲料和动保产品进 行压价以降低成本。2021 年，随着生猪价格走低，饲料和动保行业盈利能力均明显 下滑。在养殖整体去产能的大背景下，我们认为后周期行业也难有作为。
水产后周期相对看好，动保期待大单品破局。相对而言，细分市场格局更好的水产 养殖后周期更值得关注。消费升级使得水产养殖市场持续扩容，且行业规模化进程 尚未启动，养殖端的议价能力相较畜禽养殖明显偏弱，水产饲料和动保企业有望共 同享受行业增长红利。此外，建议重点关注动保企业非瘟疫苗等大单品的研发进度， 期待核心产品破局。
4.投资分析
我们坚定地认为 2022 年农林牧渔行业的投资主线一定是对于政策的把握，在共同富 裕和乡村振兴政策指引下，农业板块将迎来历史性机遇。
种子：不同于市场对于转基因政策的过度期待，我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固然是 加分项——可解决玉米抗虫基因等外源基因无法通过传统杂交育种导入的问题，但 绝不是唯一的看点。短期内，随着新的品种审定办法出台以及《种子法》的修订，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推动我国种子行业市场份额向具有核心育种能力的龙头企业 集中。中期来看，种质资源收集工作初见成效，有助于我国育种领域开启新一轮品 种升级迭代，从而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种子市场扩容。更长远的看点在于，种业关 乎我国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也是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的比拼，因此是继新 能源之后国家将重点扶持的行业，未来可期、前途无量。重点关注具有核心育种能 力的公司，以及有能力整合国内种业资源的平台型公司。
农产品加工：市场对于农产品加工行业的重要性认知存在不足，我们认为这是必须与种业协同发展的支柱行业。只有打开了农产品的消费出路，才能带来种业持续创 新的动力，实现科技进步与增产增收的正向循环。重点关注代糖、氨基酸、燃料乙 醇、饲用金霉素等细分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
养殖：在经历了 2019-20 年的肉类价格暴涨后，目前无论生猪还是禽肉的产能依然 过剩，2022 年养殖业去产能进程或将延续。非洲猪瘟疫情趋于稳定令生猪死淘率下 降，加之二元母猪供给逐渐增加，陆续替代三元母猪使得母猪总体生产效率大幅回 升。两大因素基本抵消了母猪存栏下降所带来的去产能效果，2022 年生猪价格预计 将出现弱 V 反弹。重点关注公司自身基本面向好、成本优势明显的行业龙头公司。
饲料动保：养殖后周期行业则受困于产品同质化，养殖链的议价权始终掌握在养殖 端。猪价低迷情况下，饲料、动保行业也难有作为。重点关注市场持续扩容且行业 格局较好的水产后周期企业，以及非瘟疫苗等动保大单品研发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