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贵州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族际互动频繁，驿道沿线地区经济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加之开发模式与当地环境不兼容，出现了自然环境变迁，诱发生态灾变，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引起了地方官员和民间有识之士的关注。
明清时期贵州驿道沿线
贵州生态系统脆弱复杂，地方官员积极发展丝织业，间伐柞树保持多业态和谐共存，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贵州生态系统脆弱复杂，如果开发模式不能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相兼容，极易引发一系列生态灾变。令人欣慰的是，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贵州驿道沿线有的地段是茂密的森林，有的是高寒牧场，这样的地理环境对发展林业和畜牧业十分有利，这引起了政府官员的重视。在川黔滇驿道、龙场九驿等经过的黔西北地区，由于改土归流后规模垦殖、矿业发展，已经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川黔驿道沿线，政府官员认识到遵义的柞蚕之利，积极发展丝织业，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双赢的效果。柞树是一种壳斗科乔木，将柞蚕引入遵义后，经过各族居民的共同经营，形成了黔北著名的柞蚕经济。
明清时期贵州驿道沿线
柞树每隔五六年就要间伐，以使柞树矮化，多发枝丫，多长树叶，这样就能提高蚕茧的产出水平，间伐的枝干用来当薪炭材料；在柞树的间伐过程中，当地居民种植旱地粮食作物，形成林粮间种的农业格局，既保持了多业态的和谐共存，又有效防止水土流失。以柞蚕养殖为中心的产业链并非单一的蚕丝产出，而是一种农林牧兼容的山地高效农业。
政府官员推行农业政策时，注意对经济林木进行培育和管护，贵州诸驿沿线生态变迁原因有三点
政府官员除了重视对林业管护外，对高寒草原牧场也有所关注。如川黔滇驿道经过的黔西北地区坡度大、土层薄、海拔高、年积温较低，清朝在水西地区改土归流后，为发展固定农耕，将一些高原溶蚀湖排干用来种植水稻，导致湖面缩小甚至消失。再加上铅矿、铜矿的开采，造成草场破坏、土石暴露、储水能力下降，因此这里并不适宜种植水稻。
明清时期贵州驿道沿线
有清一代没有形成系统的植树护林法律，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部分有远见的地方官，在自己辖区内颁布了禁止乱砍滥伐的告示，推行农业政策时注意对经济林木进行培育和管护，在野生树种中优选进而培植人工林，土司制度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基于对黔省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认知，官府出台法规保护林木，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等行业，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兼容的道路。综观贵州诸驿沿线生态变迁的过程及原因，以下三个方面还得引起我们注意：
1、生态结构极为复杂，民族种类众多，生产方式各异，他们的生计模式都能做到与环境的兼容
首先，贵州诸驿沿线的生态结构极为复杂，在此自然环境中居住的民族种类众多，生产方式各异。历史上驿道沿线各州县生息着的白族、彝族、苗族、仡佬族、布依族等，在固定农耕、矿业开发等在此规模开发前，他们的生计模式都能做到与环境的兼容。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
龙场九驿沿经过的地区海拔高，河谷深切，气温偏低，降水丰沛，产草量丰富，因而彝族祖先往往将马、牛、羊、猪合群放牧，以均衡消费不同的饲草资源，游耕只是他们生活的副业。他们在耕种时尽量不翻动土层，收获时只收取籽实，秆蒿留在地面用作牲畜的饲料。
这样做可以增加地表的植被覆盖率，有效防止暴雨对高原台面土壤的侵蚀；靖州至黎平驿道生息着的侗族、苗族群众倚借着低山丘陵的混交丛林环境，从天然林采伐发展出了人工营林技术，加之清水江航运之利，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的良性循环。故驿道沿线各民族区域生态环境总体良好，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研究。
明清时期农民耕田
2、环境变迁与开发不当直接关联，康熙在黔西北建立了新疆四府，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埋下了隐患
其次，贵州驿道沿线的环境变迁与开发不当直接关联：贵州生态环境脆弱，山多地少，在这样的地区进行固定规模垦殖，会导致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生态灾变。然明代以后，随着内地移民的规模迁入，以及无序的矿业开发，最终诱发了驿路沿线生态环境的变迁。
清代以来部分驿路沿线童山濯濯、畜牧业衰落就与之有着直接的关联性。龙场九驿是贵州诸驿中开辟较晚的一个，开辟后仍然由水西土司安氏控制其运行、服务，这里的森林、草地、湖沼、山体、河流、动物都属土司私人所有，甚至耕地和土民都由土司来支配，各级土司拥有对辖区内耕地和其他财富的规划和开发权。
明清时期农民耕田
所以龙场九驿沿线地区的自然环境，在有明一代未发生大的变化。康熙对水西安氏改土归流后，为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在黔西北建立了新疆四府，默许和鼓励大批汉族移民到驿道沿线定居，同时按照汉族的赋税要求开发土地、山林和矿产资源。
这不仅改变了夷多汉少的局面，还导致原先耕牧混合的经营模式被抛弃，一览天地小，平畴千万家。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埋下了隐患。
3、通过调适与适应，做到开发模式再次与环境兼容，贵州诸驿的开通，重构了沿线地区的族群地域分布格局
最后，调适与适应，做到开发模式再次与环境兼容：从贵州诸驿沿线生态变迁看，当地的居民并非被动的适应，而是在生态变迁中不断调适的自己的行为，进而维护沿线环境的稳定。
明清时期贵州土司
如锦屏、黎平、思州、大定、遵义社会各界对环境变迁的关注，地方法规的实施与运行，林木培育与管护技术的提高，都反映了环境变迁与维护的有机运行，汲取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今天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贵州诸驿的开通，重构了沿线地区的族群地域分布格局，并在此过程中将其经过的府县卫所营造为各族群，及各族群与国家之间互动与往来的场域，这样的场域对贵州的开发有着重要的作用。
诸驿沿线在明代以前生态环境良好，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沿线景观有了显著改变，崇祯年间徐霞客游历贵州，在湘黔滇驿道西段，留下了许多类似石漠化的记载。
明清时期贵州土司
总结
相比之下，龙场九驿长期由彝族土司统治，外来移民不能进入，这里一直沿用传统的游牧、农耕混合经营模式，由于开发模式与环境相兼容，没有冲击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直至康熙时对水西土司改土归流，固定农耕垦殖才规模进入这一地区，加上龙场九驿和川黔滇驿道交汇处，及其毗邻地带无序的矿业开发，埋下了生态环境的变迁隐患。
然靖州至黎平驿道沿线，尽管木材贸极为兴盛，但当地居民依托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一整套山林保养、林木速植的技术体系，使得那里的森林覆盖率今天还在70%以上，其间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