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萍从事农业科研、管理、教学工作几十年，在熟悉的农业领域深耕细作，对“三农”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
程萍是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作为留学回国人员，她被引进到广东珠海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2008年，经过广东省委公推公选，她到广东省农业厅工作；2018年，在广东省农业厅工作10年以后，程萍又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担任校长。
“我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感受很深。几十年来，中国的农业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珠海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程萍带领团队从观光农业、示范农业一步步做起来，实验室从无到有。珠海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开展荷花反季节栽培技术研究并获得成功。1999年12月20日，珠海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把500盆荷花送到澳门回归的盛典上，成为布展花卉的首选主角，受到中央和澳门特区政府的表彰。
在程萍的带领下，农科中心打造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国内最早集科研、示范、推广、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综合科技示范基地，中心每年接待很多国内外政要访问。科研创新让一个地级市的农科中心成为全国农业科技的一面旗帜。
程萍感慨道，只有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把握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机遇。2001年，程萍获得“广东省十大杰出留学回国创业之星”称号；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获得“全国留学回国创业之星”称号；2004年当选珠海市政协副主席、农科中心主任。
倾心关注种业发展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核心竞争力。身为农业专家，种业发展是程萍持续多年关注的课题。“中国有14亿人口，多年来，从国家层面到基层抓粮食安全，水稻、小麦，还有油菜这些大宗农产品种子牢牢掌握在国人的手上。畜牧养殖方面，广东黄鸡是中国自己的品种，但白羽鸡是从国外引种，规模化养殖基本还是依赖外来物种。”程萍说，“在农业战线工作这么长时间，无论是在基层还是到广东省农业厅以后，看到好多水果、蔬菜种子，尤其是畜牧养殖，很多都是国外的品种，这种感受更为强烈。”
程萍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007年开始就一直呼吁，国家一定要重视种业的问题，此后她每年都会提交关于种业的提案，这些提案得到当时相关部委高度重视。
在密集走访调研后，针对制约我国种业发展的问题，程萍提出打造中国种业硅谷、建立种业的产业化基地、提高种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完善种子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等建议。她连续多年提交提案，呼吁把分子育种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种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从而更自如地应对外国种业的冲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2008年，我在广东省农业厅分管农业科技，当时与刚在广东组建的华大基因的科学家们一起探讨，和省里的科学家们反复讨论，认为种业应该作为国家的命脉、国家现代农业的重中之重，我们当时提出把广东打造为全国种业硅谷的构想。”程萍说，“世界前十的种业公司，像美国的孟山都、杜邦、先锋，还有欧洲的种业公司，他们一个种业公司的体量甚至相当于我国种业公司的总和。我们当时种业的体量非常小，大集团公司、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种业公司少之又少。”
“过去，国内的育种大部分是以传统育种方式为主，不确定性非常多，科学家通过大量的无定向的筛选来获得后代，然后再进行筛选。往往十几年也不一定能够选育到一个好品种，需要付出巨大的工作量，更要具备丰富的经验。而美国的孟山都、杜邦等公司完全是现代化流水线作业，与工厂制作芯片一样。所以，我在2009年提了一个提案，希望打造中国种业的硅谷，打造我们自己的种业‘航空母舰’。”程萍说。
程萍认为，广东具备打造中国种业硅谷的优势和条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特别是深圳，当时吸引了华大基因、创世纪、清华研究院、袁隆平院士以及大批世界前沿的生命科学、种业相关的科研机构等落户。
“广州有很多从事种业相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再加上广东的气候比较温和，蔬菜水果品类繁多，物种资源非常丰富，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对种业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区域。广东不仅具备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同时是既有高新科技，又有经济实力、推动成果转化的沃土。所以我们当时向国家提出，希望把广东打造成为中国的种业硅谷。那时我在广东省农业厅做副厅长，分管农业科技，带领同事把这一内容写进了2012年的广东省一号文件里。”程萍说。
破解“卡脖子”难题
为助力国家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2012年以后，程萍带领科研人员着手谋划广东种业创新中心。他们做了很多深入调研，开了多次会议，也走访了很多科研机构。2016年，原农业部准备启动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程萍和同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打算以种业为核心建设这个科创中心，并将其命名为“广东种业科技创新中心”。
当时程萍所在的政协调研组发现，广东省种业研发创新体系和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及开发利用亟须加强，主要表现为研发资源高度分散且割裂，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且研究同质化、低水平重复严重，育种手段仍以传统育种为主，产学研融合不够深入，成果转化率低。此外，资源鉴评和基因挖掘不够，种质资源数字化程度低，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育种优势。
程萍为此建议，推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和个人等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共同组建种业新型研发机构。同时，建立农业种质资源数字化平台、分子育种平台、分子鉴定平台。在多方呼吁下，该建议得到广东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那时的构想是打造一个公共的研发平台，真正形成一个‘航空母舰’，把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的种业资源汇集在一起。”程萍回忆说，因为种业资源分散，各自为政，每一个育种学家可能手上都有几百个或者几千个种质资源，分散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团队，甚至把种子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要整合起来非常难。
“当时我们针对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大概开了几十场专家会议，深入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大、温氏、海大等机构，最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做成一个四不像的、不是事业单位、没有固定人员编制、没有固定经费的非盈利科研机构。”程萍说，“这个非盈利科研机构基础设施、前期的投入由政府投资，组成科技联盟，由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科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华大基因、温氏、海大等广东重量级的种业创新科研机构、大学、龙头企业一起成立董事会，同时成立研究院。研究院把所有的种业过程流程化，真正让科学家拿来就可以用。前期把基础工作都做好，去除不良基因，就可以进行精准育种。”
程萍向记者深入解读平台的创新机制时说：“这些前期的基因研究工作需要国家支持，就像现在的工业芯片研发一样，一个机构很难完成。国外的汽车芯片等大型芯片企业自己很难做出来，一家大学也很难独立完成，需要一个公共的研发平台。所以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平台，把每一个资源的来源标清楚，到后期要进行商业化开发时，可以追溯来源，知道它是由谁提供，然后在利益分配上，确定不同的资源、不同的科学家在资源里面的贡献率，确保在最后的商业转化中可以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样可以极大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不至于把品种提供出来却什么都没得到，打消科学家的顾虑。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构想，我们把方案提交给原农业部并于2018年6月收到了批复。”
2018年8月，程萍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任校长。提及当年的构想，如今的程萍仍然充满激情。她说，要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一定要举国家之力。充分利用广东改革开放前沿优势，打造中国的种业硅谷，这个硅谷也可以在北方建一个，广东主要面向华南地区的农产品、农作物。程萍希望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真正可以形成能够与国外大公司抗衡的种业创新基地。“通过这个研发平台，把种质资源搞清楚，特别是表型与基因型的匹配、功能基因挖掘、品种的基因鉴定等，1年就可以选育很多品种，而不是10年才选1个品种。美国的公司1年选育很多品种，而且是精准育种。我们原来的传统育种要花很多力气、很长时间，而且很多还比较盲目，希望国家继续支持建设种业研发平台。”程萍坦言。
“虽然是公益性的研发平台，但是体制机制可以灵活，可以采取聘用制，从各个科研机构抽调专业人才，吸引全球的科学家。”程萍说，“在广东打造种业‘航空母舰’的梦想我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为中国的种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希望继续与华中农业大学华大基因、广东省农科院、华大农业联手，先在黄埔做一个标杆，在这里打造种业研发平台。”
程萍期待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能够把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没有完成的事业继续完成，她说：“对于种业‘卡脖子’问题，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