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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圆桌:把传统村落保护好发展好

   2023-07-24 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1880
核心提示: 传统村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着珍贵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景观,极具文明价值和传承意义。为了加强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

 传统村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着珍贵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景观,极具文明价值和传承意义。为了加强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保护,我国从2012年起建立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对典型的、有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开展保护、调查等工作。目前,全国已有六批次共8155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的载体

  如何理解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意义?我国传统村落保护进展怎样?

  侯晓蕾(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研究生部主任):传统村落的内涵集中体现在其文明价值、历史积淀和传承意义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特征多元,资源丰富。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是巨大的乡土文本库,记录着一代代人的生活轨迹,蕴藏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形成的传统村落,由于水文地理、气候条件、建筑材料、建造工艺,以及历史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其地方文化和空间形态也各具特色。作为我国农耕文明留下的重要遗产,传统村落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得青年劳动力大量流出,许多村落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并逐渐走向消亡,仅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自然村数量就减少了近100万个。在此过程中,众多蕴藏着丰富历史人文景观的传统村落同样面临着日益消亡的状况,传统建筑和生活形态逐渐破坏凋敝,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资源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传统村落保护需要持续的政策、资金、人员和技术等支持,各方应高度重视并协同推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印发文件提出,要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目前,我国传统村落保护进入新发展阶段,并且取得积极成效。自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启动中国传统村落遴选以来,至今已公布六批815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并通过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使53.9万栋历史建筑、传统民居、寺庙祠堂等传统建筑得到保护,4789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展。

  为了探索传统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区域统筹推进保护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的政策机制和法规制度,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财政部联合开启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截至目前,已有10个市(州)、75个县(市、区、旗)被列为示范市、县,标志着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传统村落是生产、生活、生态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结和延续了历代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传统村落的构成有多种要素,包括现存的村落空间格局、街巷河道水系、民居聚落、礼制建筑、起居形态、历史风貌、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等。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要处理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保留传统村落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兼顾发展,既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又要防止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政府统筹、多方协同的方式,持续探索创新模式,充分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强化基层政府管理者和村落村民的保护意识,因地制宜发展多种保护模式,总结具有普适性和可持续性且符合当地实际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经验,形成一批“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

  同时,保护传统村落现存历史文化格局、风俗习惯传统、建筑空间尺度、自然地理环境,运用传统建造方法和现代建造技术相结合的手段,改善现有传统村落及建筑物的设施和环境,实现当地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合理要求,做到风貌传统、设施现代、综合发展。

  传统村落走进现代生活

  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如何让村民享受现代文明生活?

  吴惠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传统村落不仅是综合民居建筑、自然环境等因素的物质景观,更是综合人类各种活动的文化景观。没有农民尤其是原住民的传统村落是没有灵魂的村落。为了留住原住民,一条重要途径是让传统民居和村落景观在现代生活中找到立足点,把现代生活的舒适性和人们对古朴自然审美的需求结合起来。

  因此,保护利用传统村落需要充分考虑村民的实际需求,包括居住需求、娱乐需求、教育需求等,从而让村民更积极主动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去。一方面,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不断完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重点改善环卫设施、交通设施、网络设施等。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下乡,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乡村能够吸引人,让城里人尤其是年轻人热爱乡村,愿意到乡村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乡村振兴,不是说都大拆大建,而是要把这些别具风格的传统村落改造好。要实现生活设施便利化、现代化,能够洗上热水澡,村容村貌要整洁优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便利化现代化,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在全国8155个传统村落中,100%的村民实现了住房安全有保障,96%的村落实现了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理,61%的农户日常可使用热水淋浴,58%的农户用上了水冲厕所,39%的农户用上了燃气。

  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村是我国历史文化名村,拥有古丝绸之路驿站、苏贝希文化遗址等景观,同时村民依自然地势,用当地常见黄土夯筑起生土结构的传统民居,使这里成为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新疆传统村落。近年来,随着道路、供水、垃圾和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这一个千年古村正在展现新风貌。

  2022年,吐峪沟村实施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工程,从人居环境整治、旅游配套提升建设等方面对村庄进行规划改造,生土结构的传统民居完整保留了其古朴韵味,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群众的居住条件也同步得到改善。随着吐峪沟村游客增多,精准扶贫期间搬迁出去的农户又开始返乡创业。

  浙江丽水松阳县创新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在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创造公共活动空间、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培育乡村新型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松阳县围绕“古村落、旧城区、新生活”的基本目标,以“微提升、精改造”行动为抓手,提高古城、古街、古村建筑空间的合理利用水平,将传统村落保护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在松阳县的传统村落,历史与现代高度融合又脉络分明,高速公路与石板小径巧妙结合。无论是清新整洁的新民居还是饱经沧桑的老屋,内部都拥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对传统村落优先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实施生活污水治理和村庄环境整治,建绿道、造景观,并出台传统民居改造利用专项政策,在不破坏建筑外观前提下,对通过改造传统民居来改善居住条件或发展乡村民宿等给予政策扶持。在县域内,高质量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并融入农村物流、生态环境建设,形成了“特色产业+客货邮运输+电子商务”的特色发展模式。

  以文促旅激发传统村落活力

  在活化利用传统村落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各地有哪些探索?

  任育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记忆,是“活着的文物、有生命的历史”,更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优势资源。近年来,各地探索以保护为前提、以活化促保护的传统村落发展路径,推动了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变,激发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涌现了很多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鲜活案例。

  古建筑、古遗迹、村落布局等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村落的“形”,是活化传统村落的重要载体。以活化利用为突破口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既实现了对古建筑、古遗迹的修葺、保护,也实现了“人、财、物”向传统村落集聚。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诺邓村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站点。2006年以来,该村按照县级相关规划要求,依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抢救性修缮古旧建筑,修复了古巷道、人马驿道,重修了古戏台、盐井房,建成诺邓盐文化博物馆,大力发展民宿、客栈等旅游产业,带动地摊经济、客运托运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目前,该村有客栈36家,住宿床位400多个,吸纳周边农村劳动力150多人就地务工,2022年共接纳游客约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达2000多万元。

  山西晋城泽州县大阳镇拥有北方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2015年以来,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成立运营公司、整合全镇资源,打造“大阳古镇”。村民把古民居统一流转给村集体后,由运营公司采用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改造,用于民宿、餐饮、手工艺体验等经营性活动,将民歌、传统美食、民俗等展现给游客。自2018年试营业以来,“大阳古镇”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带动当地及周边地区1000多人就业。

  浙江丽水松阳县上田村傍山而建,曾是“穷在山上,苦在路上”的空心化村庄。2018年以来,上田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县级强村公司、乡级强村公司等联合成立运营公司,租赁村内56处古民居,共投入2000多万元发展民宿,聘请原住民返村就业,形成主客共享的民宿发展模式。民宿产业发展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和增收,村民既是房东又是股东,可以拿到租金收入以及分红。

  民俗、信仰、技艺、人文环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村落最珍贵的财富,是传统村落的“魂”,是活化利用传统村落的重要部分。多地积极探索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在活化中有坚守,在坚守中求发展。

  山东临清戴湾镇地处京杭运河沿岸,传统村落众多、文化遗产丰富,沿河的杭庄村是仅有45户村民的小村庄,却有与贡砖一同进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扫帚。戴湾镇发挥运河古镇文旅特色,以文化赋能乡村产业,促进传统村落保护,集中培训21户村内老人“扎扫帚”,解决了农村老人就业增收难题,人均每日净收入200元。此外,该镇每月开展“文旅+电商”直播带货,拓展了销路,让手工扫帚成为抢手货。

  浙江宁波象山县素有“百里海岸、千年渔乡”的美誉。近年来,象山县依托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和滨海旅游业特色优势,以保护、创新、融合为方向,着力构建文旅融合发展体系,创建渔文化主题酒店2家、非遗民宿13家,建成非遗体验基地19个,打造蟹钳港景区等一批海洋渔文化研学旅游基地,让游客进渔村、住渔舍、探渔俗、享渔乐,深度感受渔乡风情。2022年象山各景区共接待游客664.9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3.26亿元。

  宁夏固原隆德县温堡乡杨坡村地处六盘山山脉西南部,拥有杨氏彩塑、地摊戏、皮影和秦腔等多项非遗文化。该村依托杨氏彩塑文化,打造集彩塑艺术陈列展示、研究保护、设计开发、生产加工、交流培训、体验学习、旅游参观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基地——杨氏彩塑艺术馆,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彩塑产业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彩塑产业带动全村200多人走上致富的道路,人均月收入达到2200元。

  以传统村落活化利用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路径。未来传统村落活化利用,在传承保护基础上,可积极探索以文化产业带动乡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方向,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农文旅融合模式,传承发展农耕文明,激发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活力,助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完善保护机制留住文明根脉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机制建设情况怎样?还有哪些可以完善的方面?

  卢勇(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长期以来,我国致力于传统村落的普查建档与保护利用,对传统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开展保护、调查等工作,已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成熟的保护机制。

  警示退出机制。201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传统村落警示和退出办法,对因保护不力、造成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价值严重损害的情形提出警告,对失去保护价值的村落从已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予以除名,实行动态监管、有进有退的警示退出机制,进一步推动了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传承。

  集中连片保护机制。2020年开启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以传统村落为节点,连点串线成片,充分发挥片区内的特色资源,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发挥规模效应和示范引领作用,实现资源规模化、多样化。

  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机制。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发展离不开多方参与治理、共同缔造,推进传统村落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社区与农户“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多方参与村落保护管理,以实现传统村落保护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与自我治理。

  传统建筑工匠培育机制。我国多地开始探索传统建筑工匠培育机制,进一步加强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人才培养,提高了传统建筑保护修缮的能力和水平,强化了对传统建筑工匠的从业管理,传承和发展好传统村落特色传统建筑文化,让风貌传得下去、让特色活得起来。

  数字博物馆保护机制。2017年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设启动,这是集中展现优秀中国传统村落与中华农耕文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措施,我国多个地区、数千个传统村落建档,用数字技术留住乡愁,进一步推进了传统村落整体性、系统性、有效性保护。

  近年来,我国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农民退出、资金补贴等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大量古宅院落和文物得以抢救修缮,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提升。然而,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仍存在保护主体权责不清、专项资金相对匮乏、原住民利益保障受限等问题。

  今后,应在破解传统村落保护工作难点堵点的基础上,立足可行保障措施,增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增强传统村落保护的长效性与可持续性,从而留住人类文明的根脉和农耕文化的精粹,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首先,做好制度保障。完善传统村落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要以保护传统村落不被破坏为前提,制定更适应当前形势的与保护相关的执法条例和政策体系,创新并完善监管方式手段。

  其次,做好人力保障。需要以储备人才库为抓手,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逐步建设区域性专业机构。尽快培养一批相关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弘扬工匠精神。

  再次,做好产业保障。在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上,依托传统村落独特的优势资源,带动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尤其是在海南、广西、贵州等地区,不仅关注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化继承,还要谋求区域转型发展。

  最后,做好利益保障。以提升原住民的福祉为始发点,充分尊重原住民的知情权、自治权、参与经营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强化农村集体组织作用,积极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公共租赁平台等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障农户合理合法权益,同时为其创造更多参与经济活动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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